剖析跟蹤騷擾防制法第4條：論「不得聲明不服」之救濟困境與憲法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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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蹤騷擾防制法自施行以來，為許多長期受跟騷之苦的被害人提供了即時的保護傘。其中，第4條所規範的「書面告誡」制度，賦予警察機關在調查認定有跟蹤騷擾犯罪嫌疑時，得依職權或被害人請求核發書面告誡，要求行為人不得再犯。然而，這項旨在提供「迅捷保護」的制度，其救濟程序卻引發了廣泛的法律爭議，特別是第4條第5項關於「不得再聲明不服」的規定，更成為近期憲法法庭討論的焦點。
一、書面告誡的異議程序與終局性
依據跟蹤騷擾防制法第4條規定，當警察機關受理跟蹤騷擾案件後，應即開始調查並製作書面紀錄。若經調查認定有犯罪嫌疑，警察機關可核發書面告誡。對於此項決定，無論是受告誡的行為人，或是因警察機關不核發告誡而感到權益受損的被害人，若有不服，皆得於收受通知後十日內，經由原警察機關向其上級警察機關表示異議 。
在異議程序中，原警察機關若認為異議有理由，應立即更正；若認為無理由，則須於五日內加具書面理由送交上級警察機關決定。上級警察機關的審查同樣分為有理由即更正、無理由即維持兩種結果。然而，該條第5項明文規定：「行為人或被害人對於前項上級警察機關之決定，不得再聲明不服。」此一規定賦予了上級警察機關決定實質上的終局性，阻斷了當事人進一步尋求行政爭訟的途徑。
二、立法目的與訴訟權保障的衝突
立法者當初設計此一特別救濟程序，主要理由在於落實保護作為的迅捷性。跟蹤騷擾行為往往具有反覆持續且危險性可能升級的特質，若允許當事人進行漫長的行政訴訟，可能緩不濟急，無法達到及時制止行為、保護被害人的目的。因此，透過文義及目的性解釋，此處的「不得再聲明不服」即意味著不得再尋求任何救濟，包含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。然而，這樣的設計卻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意旨產生了潛在衝突。
書面告誡雖然不帶有罰鍰或剝奪資格的性質，但仍屬於對人民權利產生一定限制的行政處分，甚至可能對受告誡人的人格或名譽造成影響。當人民對於行政機關的不利處分有合理爭議時，卻被法律明文剝奪了向法院尋求審判的機會，這在法治國原則下顯得相當突兀。
三、憲法法庭的見解分歧
此一爭議在近期的憲法法庭案件中得到了具體展現。在113年憲裁字第14號裁定中，聲請人因不服上級警察機關維持書面告誡的決定，認為跟騷法第4條第5項牴觸憲法訴訟權保障，進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。多數大法官最終以聲請人未「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」為由，裁定不受理 。但此裁定引發了部分大法官的不同意見。黃瑞明大法官指出，既然法律已明文規定「不得再聲明不服」，若仍要求人民必須向行政法院起訴並獲得敗訴確定後才能聲請釋憲，無異是要求人民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」。他主張應從寬認定，允許人民在此種例外情況下直接向憲法法庭尋求救濟 。
呂太郎大法官則進一步探討了跟騷法與行政訴訟法第2條的關係。行政訴訟法規定公法上爭議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」得提起行政訴訟。若跟騷法第4條第5項被視為此處的「法律別有規定」，則實質上剝奪了人民的訴訟權；若非如此，則人民應可提起行政訴訟。鑑於此一解釋結果攸關人民基本權利，他認為憲法法庭應予受理以釐清爭議 。
四、實務因應與未來展望
面對現行法規的限制，當事人若對書面告誡或不核發的決定不服，除了把握十日內的異議期限外，似乎難有其他常規的救濟管道。然而，正如過去司法院釋字第384號解釋曾宣告檢肅流氓條例中類似的「不得再聲明不服」規定違憲，跟騷法的這項規定未來是否會面臨相同的命運，仍有待觀察。
在此過渡時期，無論是面臨不實指控的受告誡人，或是亟需保護卻未能取得告誡的被害人，尋求專業法律協助顯得尤為重要。例如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等專業法律機構，能協助當事人在有限的異議程序中，妥善準備事證與理由，爭取最有利的結果。同時，我們也期盼立法機關能重新審視此一規定，在追求保護迅捷性與維護正當法律程序之間，找到更為衡平的制度設計。如有任何法律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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