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出上游一定能減刑嗎？毒品案供出上游可以減多少？實務運作下的兩難與冤錯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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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第1項規定：「經查獲之人，若能供出毒品來源，並因此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」。這條法規的設計原意是為了強化毒品犯罪的向上追查機制，藉由減刑誘因，促使涉毒者供出上游來源，協助警方或檢察官打擊整體販毒網絡。
然而，這項制度在實務運作中卻出現了許多問題。有人明明供出真實上游，卻仍無法適用減刑條款；也有人為了自保而捏造不實供詞，導致無辜者蒙受牢獄之災。本文將透過兩個真實案例──「陳炳榮案」與「蕭明岳案」（皆非由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承辦）──來探討第17條在司法實務上的誤用與風險。
一、供出上游卻未減刑？憲法判決揭露制度缺陷
在「陳炳榮案」中，被告於偵訊時供出毒品來源曾志文，但因曾志文早已逃亡，並未遭起訴，法院即認定該案不符合第17條所定的「供出毒品來源，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」要件，因此未予減刑。案件歷經三審後定讞，被告只得提起非常救濟程序。
實務上對於「查獲」的見解存在極大歧異，其判準從寬至嚴依序如下：
1. 只要提供具體毒品來源事證，讓偵查機關得以掌握線索即屬「查獲」；
2. 上游人員須被起訴，始為查獲；
3. 最狹義見解則認為必須一審法院判決有罪才算「查獲」。
不同見解下，所能爭取減刑的難度大不相同。若採最廣義的見解，有利於鼓勵被告合作，但也易產生冤案風險；若採最狹義標準，雖降低誣陷可能，卻對配合偵辦的被告過於苛刻。本案的法院採取中間標準，認為須達到起訴才符合要件，而由於曾志文未被起訴，法院不適用減刑。
➙由於被告主張應適用減刑條款，但原判決不採，最終向憲法法庭聲請釋憲。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中，大法官認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的限制過於狹隘，侵害平等與訴訟權，宣告部分違憲，認為「應減輕或免除其刑」也應納入再審範圍。因此，本案得以聲請再審，最終將刑期由十年減至六年，並獲得刑事補償。
二、他人為求減刑亂指控？冤案的代價──蕭明岳案
另一類實務風險，則來自供述制度被濫用。曾發生一樁重大冤案──「蕭明岳案」（非本所承辦），原本只是一名房仲，卻在旅遊歸國後無端被捲入跨國運毒案件，遭判處無期徒刑。
該案關鍵問題在於，雖然自白者事後坦承誣指蕭明岳，但法院並未採信。更嚴重的是，相關指紋、錄音比對、匯款紀錄與現場指認皆未與蕭明岳產生連結，法院卻仍以共犯供詞作為有罪依據，違反《刑事訴訟法》第156條及釋字第582號所揭示的「補強證據原則」。
★此外，檢察官在偵查過程中甚至出現誘導訊問爭議，例如提示嫌疑人「講某人沒用，要講蕭某才有減刑空間」。這樣的訊問方式，極可能讓證人為求自保而配合供詞，製造不實指控。
三、背叛還是沉默？毒品案件下的囚徒困境
毒品重罪往往刑期沉重，甚至可能面臨無期徒刑或死刑，因此被查獲者極易落入選擇壓力之中——要不要供出他人以爭取減刑？
這正是所謂的「囚徒困境」：
• 若A背叛B而B沉默，A減刑、B重判；
• 若兩人都背叛彼此，各被判一定刑期；
• 若雙方都保持沉默，則各有可能面臨最重刑責。
➙這樣的制度設計雖具破案誘因，卻也可能讓不實供述成為獲得自由的門票，導致無辜者蒙冤。
四、補強證據與自由心證的模糊地帶
在毒品案件中，通訊紀錄常被視為「補強證據」，但實際內容往往只是使用模糊暗語，例如用水果、音樂等詞彙代稱毒品種類。這種情形下，是否足以認定「供出他人」成立？端視法官自由心證。
最高法院雖曾指出，補強證據必須足以辨認所涉毒品種類，但在實務中，這樣的要求常常被模糊處理，尤其在暗語與普通語言難以區分的情況下，法院仍可能據此形成有罪心證，進一步加深冤錯風險。
五、總結：制度設計雖好，操作方法決定成敗
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》第17條雖立意良善，但在操作上需格外謹慎。制度的成敗，往往不在法條文字，而在法官與檢察官如何詮釋與運用。正如實務觀察指出，條文本身是工具，關鍵在於「使用工具的人」。
謙聖國際法律事務所提醒您：毒品案件並非單靠配合就能輕判，供詞真實與否、是否具有補強證據、供述內容是否導致實質查獲，皆會影響刑期判斷。若您或親人涉及毒品案件，務必及早諮詢專業律師，避免誤信錯誤流程，陷入司法死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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